近來遊戲改編電影《返校》引起熱烈討論，但多半集中在白色恐怖、轉型正義或相關歷史事件上。這裡，我想從「場景、省籍、口音」這三方面談談不同的《返校》。
以下內容包含劇情，還沒觀影的讀者請斟酌閱讀。
先說說場景。電影用了屏東潮州鎮一間廢棄的學校做為拍攝主要場景。回到1960年，這間學校應該剛蓋好，發散出現代主義光芒的進步與新穎才對，這點我得碎念一下：電影裡升旗的時候主校舍顯得太破了。電影團隊沒有透過後製把校舍弄新，讓整座校舍顯得不符時代背景。
不止於此，電影主角還去了桃園神社。在1960年代，神社的用途其實已轉化為忠烈祠，變成1960年代主角私下相聚之處，其實有點奇怪啦，但如果當成電影劇情設計，只是要找一處廢棄的日本神社來偷偷聚會，那還說得過去。
學校警衛亭放在那樣的地方，跟臺大徐州校區一樣，都是時代的縮影。有時候整間學校都變了臉，就警衛亭和儲藏室沒有改變。同樣在1960年代，不太會變的部分，還有禮堂。電影內的禮堂有一幕因為劇情需求，屋頂結構內的洋小屋組都被揭出來了。
在過去，禮堂可能是學生敬拜天皇奉安庫之處，而在電影故事發生的時代，已變成放置國父遺像的地方。
建築不常說話，如果說話了，要看是誰讓它動口的。臺上臺下的權威與權力，不管用什麼材質都一樣，那是形式的問題。
戲中私密聚會的場合、看電影的地方、非主要校舍、老師的單身宿舍，都是木門、欄間、羽見板等木料不斷出現的場景，換言之，那是「前朝」留下來的。同樣屬於前朝的建築，還有女主角的家。女主角父親官階不低，我猜測她住在高階的眷村內，但從女主角父親的官階看來，我倒是覺得把這上校的家拍得太小了。
而入住日式宿舍的外省家庭，「把沙發、家具、神明桌、鋼琴通通放在榻榻米上，進出不一定脫鞋子」這點，也的確跟《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一樣，反映那個年代一群抗日過的將官住在「日本鬼子」木屋內的詭異感。一群外省人要用榻榻米？甚至連警衛亭也在訴說同一件事：一位參加過裝甲兵部隊、聽著中華民國裝甲兵之歌的退伍忠誠校工，要在日本人留下的學校木屋內渡過餘下的工作生涯。大時代，誰知道會如此呢？
我因為玩過遊戲了，所以劇情那些跳躍感我是沒有感受到的，這點略而不談，但還有一點，會讓我想到此片在細緻程度上，無法超過《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的，就是「口音」。
在《返校》中，也許導演有意要把事件緊縮在國家機器迫害外省民眾上，因此不管是老師還是學生，口音都很「標準」。我們可以發現，少年、少女，包含老師們的國語，就跟我們現代人說的別無二樣。不過，如果不是刻意營造標準口音的話，除了強調工友的鄉音，以及布袋戲偶與雨夜花出現時有臺語外，片中少了本省、外省原生家庭，影響小孩學習標準國語的口音落差，也少了許多1960年代的特別流行用語。還記得《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的預告片中，出現了「打kiss打kiss」的用詞，背景音則是美式風情的翻唱歌曲，更大格局地把住在日式木屋的外省人要「去去去，去美國」的美援背景帶入戲中。而《返校》當中，就只有刻意出現的幾句臺語，和外省退伍軍人的口音，能略微帶出時代氛圍了。
最後提一件有趣的觀察：1991年拍攝《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電影團隊為了要恢復1961年的氛圍，費盡苦心，但時間是站在他們那邊的，當時的日式建築群，不管是眷村、糖廠，學校，基本上都還保留著，稍做功課，略做清潔，應該就能恢復大場景的時代感。
到了2019年，要拍1961年可就沒那麼容易了。政府自2000年開始大量拆除木屋、日式宿舍，以及許多舊時代公共設施的消失，再加上建築又多了數十年的自我凋零，剩下適合拍攝的地方可能都是單點單點（而且被修復過）的老屋。而有趣的地方就在這裡：2019年要想辦法對1961年做場景再造，用的可能是經過指定、保存、修復，重新出現的文化資產，這跟楊德昌在1991年要找現存使用中的眷村，以便造景，兩者狀況可完全不一樣。
1991年的《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有著時代優勢，2019年的《返校》則有著文化資產修復的特殊性。那到底這些近年來修復後的文化資產，對於拍攝日本時代臺灣的電影有沒有幫助，？是否能夠協助呈現戰後那青黃不接、混雜各省口音的特殊臺灣社會？值得繼續觀察。希望每處文化資產，都是臺灣電影能藉此使力的一塊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