討論一個知識份子或文人愛不愛國，有些時候是讓人迷惘的。我們說辛棄疾或托爾斯泰愛國，這當然是讚美，同時點出他們作品的主題。但更多時候，藝術作品是否雋永，在於它們是否幽微地觸及了人生永恆的課題。但曾經有人問過我這個問題，那麼我也試著回答看看：她是愛國的。
第一次看到這個問題的時候，我想起張愛玲述其祖父母的一段話，似乎也很適合形容她和國家的關係。她說：
我愛他們。他們活在我的血液裡，等我死的時候再死一次。
這是她作品裡絕無僅有的告白。國族和家族，在那個時代的語境和想像裡，本就經常是一而二，二而一的。
做為中國近現代最知名的小說家之一，張愛玲的作品裡滿是對國家社會氛圍的浸潤和回顧。在她離開中國前，有散文與詩作〈中國的日夜〉，離開中國後有《秧歌》。沒有愛和隨之而來的耐心觀察，也就不會有她作品裡那些細微而深刻的細節。
她或許吃虧在缺少慷慨激昂的政治宣言，以致從一般讀者到評論家，都有人認為她無心國事，只關注男女的小情小愛。然而並非如此，事實上她也談國事，只是不對外說，也不為場面說。此外，就像她對「悲壯」和「悲涼」的看法，與其大聲疾呼，她更傾向關注時代動盪、穩定崩解時人心的惶惑，以及在此環境下人們找到的安身立命之法，其中多是中國，甚至上海、香港這兩個城市所獨有的。
若撇開作品不談，從張愛玲的私人文件下手，則可看到更多她對國家的看法。近年來有不少張愛玲的往來書信集被出版，其中以宋淇夫婦和夏志清兩方所提供的書信最為重要。宋淇夫婦是張愛玲後半生摯友，夏志清是張愛玲在今日文壇及學界有如此地位的重要推手，雙方與張愛玲書信往來數十年不輟，其中文字當最真誠。
張愛玲在離開中國赴美後，對中國念念不忘。她與摯友宋鄺文美談起韓戰，自嘲道：「我們談衣服還像樣，談『打仗』似乎不太像樣。』1983年，夏志清在信裡提及自己赴西安、北京訪問，張愛玲旋即回信：
真希望你寫點東西關於此行。大陸遊記雖多，我總是等不及地看，儘管看了失望。像你說的上海就如在目前。當然不像寫普通遊記簡單，也許你不會寫。我到過的國家實在少，能旅行總想去沒去過的地方。香港我60年間去也已經完全改觀。
她在美國的寫作生涯中，仍舊努力寫過去的中國故事，但她筆下的中國和當時主流文壇對中國的想像有距離，因此難為大眾所接受。1964年，她與夏志清談起美國編輯對小說《北地胭脂》的負評：
Knopf我記得是這些退稿信裡最憤激的一封，大意是：「所有的人物都令人起反感。如果過去的中國是這樣，豈不連共產黨都成了救星。」
後來又說：
我一向有個感覺，對東方特別喜愛的人，他們所喜歡的往往是我想拆穿的。
但無論如何，中國的人與事是張愛玲永遠關心的主題。她的小說深刻地體現了那個時代中國人獨有的思維、生活習慣和幽微心理。她確實因為和「漢奸」胡蘭成在一起而受人非議，但她對胡蘭成政治身份的態度，其實是受到她的原生家庭影響。她的父系及母系親戚，在清朝和民國各派系政府都擔任過官職。政權更迭與政治傾向的搖擺，對她而言司空見慣。所以她說過：
在亂世，我覺得什麼都不可靠──只有人與人間的關係是「真」的。
像這樣的人，自然很難期待她寫下教條或標語式的愛國宣言。可惜的是，過去有些評論家習慣以國家至上或政治正確的角度批評她與她的作品。對此，夏志清替她辯護的文字說得特別好：
最近張系國在他的「域外人專欄」裡，認為張愛玲在《色，戒》裡沒有強調汪朝重臣的「漢奸」性，表示十分遺憾。其實張寫的是一則永恆性的人間故事，發生在汪精衛時代的上海也可以，發生在袁世凱復辟時期的北京，阮大鋮、侯方域時代的南京也可以，祇因張自己對偽政府時代的上海特別熟悉，就採用了這個背景──她無意寫人物個性忠奸立判的小說。
也就是這樣了。如果國家的內涵是文化與故人故土，張愛玲無疑是愛國的，但如果國家指的是政權或共同體，那她是冷感的。但在她的作品面前，這個問題實在是不重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