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過日本遊玩或曾經注意過日幣萬元鈔票上頭像的人，一定會注意到一位頭髮往後梳，略帶法令紋的中年男士，這位先生不是日本的天皇也不是將軍，而是日本近代重要思想啟蒙家，福澤諭吉。福澤諭吉是日本最早將經濟學引入的人之一。
日本重要思想家福澤諭吉
他的思想有兩大重點，第一點是反對封建社會留下的不平等，第二點是脫亞論，他認為明治維新後的日本應該離開中華帝國長年以來的儒家思想，而要積極吸收西方文明，並且與周遭東亞國家疏離，換句話說，就是「脫亞入歐」。
弔詭的是，在脫亞論的思想下，他卻常有貶低周遭國家，以及看輕殖民地上人民的思想，這點，與他主張脫離封建制度，主張自由的思想，卻有著明顯的矛盾。福澤諭吉對於臺灣的看法，相當激烈，他認為要把臺灣建造成完全適合日本國國民移居的地方，並用強迫的方式將臺灣島上的居民改變甚至逐出。
但這樣的想法其實相對不實際，在其他思想家以及總督府實際的施政下，依照另一位思想家，同時後來也是總督府殖產局局長的新渡戶稻造來看，有「同化」與「自治」的差異，同化方式，是將殖民地的制度與文化跟母國同步一致，自治方式，則是用相對人道的方式統治，最後殖民地可以和平地獨立。
而不論是極端地改變殖民地，還是相對柔和地對待殖民地人民。都隱約藏著「同化」的目的，也就是日本人的文化與生活方式應該改變臺灣人，而不要讓臺灣人的習慣反過來影響日本人。日治中後期，在臺內地人(日本人)的人數相對眾多的本島人(臺灣人)來說，比例是相當小的，雖然制度與現代化等政策方面，是總督府在改變臺灣與臺灣人，但在文化交流上面，當時的臺灣輿論界常認為，在臺灣的日本年輕人「變了」，變得太熱帶，變得太脆弱，變得太「臺灣」。
日治中後期，在臺日本人「灣化」成為日本當局擔心的問題之一，不論這現象是真是假，總之，殖民者其實在日治初期就有考慮到一件事情，就是應該要讓「文明開化的日本」，改變「文明落後的臺灣」。如何實現？除了政策、基礎設施、教育之外，還有一個方式，就是「更多的移民」。
吉野村開村紀念碑。原作者Taiwankengo，經本人裁切部分。CC4.0。
就在這樣的大歷史背景下，在臺灣的花蓮，以及在日本的德島，卻有兩處村落，同一批人，與福澤諭吉與新渡戶稻造兩位，當年提出的殖民論相關論調中的同化思想，有著間接的關係，他們是誰呢？他們是日本時代曾經住在今天花蓮吉安鄉的一群在臺內地農夫，以最近流行的用語來說，就是「灣生」。
1945年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他們引揚回日本，卻又被當地日本人排擠，因此組成了「臺灣村」，這些人的父母，就是20世紀初期，臺灣還是日本殖民的時候，被總督府官方政策引導與鼓勵下，來臺灣東部發展農業的一批人，其中一批，就落腳在花蓮吉安鄉，當年稱為「吉野」，之後，還有位在壽豐鄉，當時被稱為「豐田」的村莊。
豐田文史館的老照片，日人移走後此處為客家族群居住地
為什麼日本總督府官方要鼓勵內地日本人來臺務農？這又得再回溯一點歷史背景，原來，在19世紀末，日本經歷了相當大有關於農業、農民的抗爭與糾紛，明治維新雖然讓日本開始煥然一新，但原本的農民，在若干制度下淪為佃農，而且政治權利上，也常被排除，在經濟與政治雙重的弱勢下，生活也變得困難，因此，農民常常組起來抗爭，農村的經濟議題成為當局必須處理的問題之一。
另一方面，日本在明治維新後，人口成長相當快速，但土地面積卻愈顯不足。日本得到的新殖民地，總督府管轄的殖民地臺灣來說，新的土地明顯地有機會接受太多的人口特別是農民。在這樣的前提下，來臺灣的內地日本人，除了官員，還有自由想要前來臺灣發展的商人等民間人士之外，又加上了官方獎勵的移民，希望能一定程度地解決日本內地農民的問題，也讓更多日本人在臺灣影響臺灣人的生活。
在總督府官方的引導下，取得了東部的平原用地，以免日本移民到了西部臺灣人居多的村莊反而被臺灣人影響了。東部在七腳川的原住民被控制後，有了相當多的空地，在1910年移民課這個官方單位設置後，日本德島縣來的第一批的農業移民，從此在臺灣東部展開新生活。
花蓮壽豐鄉一景
他們集體住在規劃好具備日本村莊樣貌的新村莊空間內，受官方鼓勵與教育，有專門的專家教導耕作與種苗，要來臺灣當農民也不容易，要接受考試，最好是一家子一起搬來臺灣，以農業為職業，身上有足夠的資金，當中最重要的是「精神」，精神必須堅定，才可以去同化臺灣人，而不是反過來被影響，而且意志堅定才不會做出傷害風俗之事，影響殖民者在臺灣人內心的形象。
過了層層考驗後，總督府給予的獎勵是土地、住宅的補助，然後每家農民集中一處居住，成為一處特殊在臺灣東部的移民村莊，內有為這些農民設置的公共設施，像是小孩上學的學校、方便就診的地方醫院，還有維持信仰與傳統的神社、佛寺。
位於花蓮吉安慶修院內
豐田村與吉野村中來自德島縣與其他地方的日本內地人，就是這樣在層層考驗後，遠道搭船，來到新世界，用鋤頭和農具開墾出的新生活與新聚落。今天，到了花蓮吉安鄉與壽豐鄉，仍然可以看到花蓮慶修院，還有當時的日式村落街道安排、日式老房舍整齊排列，以及改為廟宇但仍留有參拜配置與少數日式石燈籠遺留的神社遺跡。
豐田神社留下的狛犬
對帶著一家大小的夫婦來說，臺灣是新的開拓危險地，但對於在花蓮移民村出生的小朋友來說，這裡反而是成長的地方，小時的鄉愁所在，所以，近年來才常會有已有年歲的日本長者，組團來臺灣，找尋曾經生長的住處、曾經玩耍的空地，去戶政事務所調閱當時的戶籍資料等新聞出現。
吉野村(吉安)只是眾多移民村的其中之一，而1945年後移民村內的居民都必須回到已經很久沒回去的「故鄉」，德島縣，而德島反而成為了最熟悉的陌生人，離開許久，原鄉反而變成異鄉，回到德島，「來自臺灣」反而成為這些引揚日本人受到排擠的原因，更讓這些吉野德島人想念臺灣的吉野村，吉野村反而變成記憶中的故鄉。
花蓮一景
的確，福澤諭吉等思想家雖然偉大，但其細緻的思想論述可能有歧視的意味在，而總督府帶有改變臺灣人企圖的移民政策，也是殖民地臺灣受到總督府不平等對待的現象之一，但這些農業移民也並非真正的日本殖民高官，而且來臺灣的發展也非一帆風順。
農民們常受天然災害與收成不佳等困擾，生活水平普通，先放下殖民的不平等，來看這群在臺灣東部度過大半輩子或精華童年的常民，就會發現，大歷史下的小人物故事，才是歷史中最讓人有所感慨的精華部份呀。